便宜吃大亏，不把滇铜运出来，钱在云贵淤塞，而终无以为继。
果然应验，就地铸钱导致滇铜无法出云南，造成了铜钱在云南堆积，钱在云南形成了堰塞，而白银却履行货币职责，银贵铜贱，最终，嘉靖四十四年停止云南铸钱。
殷正茂说一年只需要投入39万两工本银，可以得钱6.5亿文，朝廷能盈利53万两，户部在云南投入了2万工本银，铸造3300万文，朝廷盈利2万两白银。
“陛下，臣惶恐，当时户部实在是无奈之举，朝廷亏空空空如也，战事兵祸连绵，哪里能拿得出40万两银子去铸钱，彼时严嵩当国，严嵩党同伐异冤杀夏言，固然奸佞，但是就事论事而言，还是朝廷穷闹出的祸患。”张居正这话又为严嵩开脱的嫌疑，但张居正还是认为，当初户部铸钱，其实还是穷的问题。
按照殷正茂的思路，赚到的53万两银子，要持续投入到长江匪患平定、长江疏浚、海港营建，如此五年之久，朝廷才能真的开始盈利。
户部当然知道殷正茂说的危险，钱会堰塞，一定会发生，但是朝廷没银子去督造。
这个逻辑是这样的，朝廷没银子，所以要铸钱，铸钱是为了盈利，结果需要大笔的投入，可是朝廷没有银子，至此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朱翊钧笑着说道：“户部现在有703万两银子。”
“所以殷部堂当年所画之策，就可以推行了。”张居正俯首说道。
“先生不是不喜欢殷部堂吗？”朱翊钧合上了奏疏，看着上面卷的角，张居正拿着这本奏疏，显然是多次翻阅，上面还有张居正的笔记，显然张居正是仔细研究过的。
张居正理直气壮的说道：“臣只是不喜欢殷部堂在两广，贿政必然滋生姑息，姑息必然有藩镇之虞，臣为大明首辅，当国理政，他现在在吕宋，那就是大明忠君体国的泗水伯。”
朱翊钧笑了笑，让张宏把殷正茂的《议广铸钱以充国用疏》放进政学的橱窗之内，《漕粮箱法》放到了工学的橱窗之内。
漕粮箱法，不完全是张居正的一人之智，而是南衙造船厂所有船工们的智慧。
张居正又从袖子里摸出了一本奏疏说道：“陛下亲事农桑，以番薯救荒，宝岐司推广番薯，略有成效，臣请陛下过目。”
宝岐司推广番薯是推广的救荒粮，张居正亲自主持，大明秦岭淮河以北广泛种植，这东西不能用于纳赋，所以种植推广非常顺利，主要是为垦荒的荒田，薯苗只需要一瓢水，一勺粪，就能活。
两分种，三分管，五分肥，大明的番薯产量大约是宝岐司的六成到八成左右，完全看肥力，宝岐司那不是种地，那是把薯苗当祖宗伺候。
主要是肥料上的差别，即便是如此，番薯生民无数。
陕西、山西、一共开设了三十万亩的种田，这些种田并不是连贯的，而是各府县里，都有涉及其中，地窖若干，主要种的是马铃薯，而不是番薯，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三万余顷，饥馑饿殍比之往年明显减少。
而河南、湖广的种田只有二十万亩，种植面积也只有两万顷左右，主要产区集中在了一些丘陵地区。
京畿、辽东的种田京畿有四十万亩种田，而辽东只有五万亩种田，种植面积超过了四万五千顷，户部已经有声音说要对番薯征赋的打算，但是张居正依旧不肯，并且认为番薯本就是救荒所用，不宜征赋，但是户部仍然认为万历十年起，就应该征赋，否则借着番薯名义不纳正赋，会蔚然成风。
而这里面，王崇古在西北宣大等地的番薯推广工作中，仍然是一骑绝尘，再次摘得桂冠，以宣府、大同府两府之地，种田三十万亩，种植面积三万顷、亩产为八成，遥遥领先。
主要是十九万的力役安置，人粪多让西北番薯的产量变多，其他地方也就是六成而已。
“朕不知让大司寇回京是对是错，大司寇离开了宣大后，宣大的种田不仅没有增长，还有所降低。”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，察觉到了一个现象，吴兑和王崇古渐行渐远了。
更加明确的说，吴兑在作死。
王崇古说两三年内，他还能管得住，那之后，西北闹出什么乱子，他真的不敢保证。
事实也是如此，王崇古离开宣大仅仅一年，他的那些政绩不仅没有得到推广，反而是出现了下滑。
“族党藩镇之虞也。”张居正则非常平静的说道，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局面，他不会归政的时候，还给陛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明。
而此时的王崇古家宅中，已经搬到了王崇古家中的张四维，听闻了朝廷要处斩两广权豪缙绅之后，急匆匆的找到了王崇古。
王崇古从来没-->>